韓國平昌冬奧會發生經費困難，國際足聯出現賬面虧損，申辦奧運會的城市不斷有退出的，舉辦重大世界性運動賽事是否面臨危機困境? 我看答案是否定的。

體育賽事，包括商業體育賽事，考慮的都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結合。如果有區別的話也是社會效益產生經濟效益還是經濟效益也產生社會效益。因為體育賽事產品是一種公共消費產品。不宜完全從近期經濟效益上來簡單估量。

奧運會對全世界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的發展是做出了不小貢獻的，當然舉辦奧運會的國家和城市也對此做出了貢獻。國際奧委會把奧運會的電視轉播權和市場開發收入的一半左右分給了奧運會承辦者，另一半的大部分分給了參加奧運會的有關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參加奧運會的各個國家或地區奧委會作為發展基金，使市場化程度尚不高的運動項目得以發展，使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有參加國際賽事和啟動體育事業的必要資金。這就是經濟效益帶動了社會效益。而奧運會之所以能有一定的經濟效益也在于它有著巨大的社會關注度和社會參與度。

奧運會對于承辦國的發展也是起到了推動作用的。這樣的長期發展成果不能簡單地從承辦奧運會的賬面上的得失來衡量。1964年東京奧運會促成了日本經濟發展快速起步;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改變了西班牙東部海岸的經濟面貌;1988年首爾奧運會使首爾城市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奧運會對北京發展的影響眾所周知了。回顧歷史有助于我們從長遠看未來。

亞運會已經排到了2026年了，2018年雅加達，2022年杭州，2026年名古屋。亞奧理事會對亞運會舉辦城市的選擇采取的是邀請申辦而不是申辦競辦的做法。對有意向的城市先進行實地考察，幫助他們盡量利用現有設施，幫助減低承辦成本和協商解決他們認為尚存的問題。對于缺乏條件的某個運動項目也可暫不設，比較后再協商選擇。這樣就避免了為了競爭的需要而不夠實事求事地把問題留給將來的承辦者。

還是用不斷改革的辦法處理當前出現的暫時性問題。個別性問題各別處理，不要看成結構性的問題。結構性的問題通過改革總是可以解決的。

體育事業是公眾事業，體育產業也要講求社會效益。體育運動的社會化也不可能完全脫離政府的領導和支持與協助。日前泰國體育部長問我如何解決好政府體育部門與社會體育社團的關系。我說我個人的體會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事物都是有雙重極端和多重性的。過于強調一端總是不會取得最佳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