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壇周報記者克韓

最早想寫這篇文章，是上周看到英格蘭各地球迷瘋狂慶祝場景之后。都說這屆三獅軍團踢的是“快樂足球”，這比較腹黑的描述甚至因為中國記者在新聞發布會上的提問，而傳到了索斯蓋特的耳朵里。但看到那天利茲、克羅伊登、諾丁漢等地方的三獅忠粉們如此忘我地狂歡，還是多少感染到了真實的快樂氣氛。記得我當時在微博里感喟：真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這么為自己喜歡的球隊開心。

本屆世界杯開賽以來，經歷了“狂喜”的球隊，何止英格蘭一家。德國人通常被認為比英倫風冷靜理性，但當克羅斯最后時刻絕殺瑞典時，勃蘭登堡門前同樣歡聲雷動，萬眾瘋狂，不少人在雨中跳舞歌唱。在俄羅斯第一輪出人意料地5比0完勝沙特時，莫斯科街頭也是一派狂喜。而早在決賽圈前，一些實力平平的參賽隊已經狂喜過了：那天寫巴拿馬的稿子，看到有人說巴拿馬一共400萬人口，首次打入世界杯出線那天200萬人走上了街頭。

當年中國隊出線，我們又何嘗沒有狂喜過呢？記得那一年我還在耶路撒冷，即將奉調回國，離盼望著的歸鄉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距離。當天，加沙地區的同事馬曉霖邀請我們去吃大蝦看球，順便也為我送別。于是，我們一路風塵仆仆，駕車通過了以色列人設置的關卡，進入貧瘠的加沙。沒有CCTV5，我們通過阿拉伯語的衛星電視收看了中國隊1比0擊敗阿曼、提前兩輪獲得世界杯出線權的場景。

那天晚上，我在加沙簡陋的辦公環境里，借用馬曉霖老師的電腦，敲下了一篇在域外看中國隊出線的記者隨筆。記得在里面我特別貼切地結合自己當時身處的環境，引用了老杜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真的是歸心似箭，恨不得立即回國投入建設祖國的……哦不是……和球迷朋友們一起狂歡的浪潮中。

或許，我們如此喜歡體育，就是因為希望它能時而給我們帶來狂喜，讓我們看到自己不同的一面。

欣快，在英語里叫Euphoria，詞源來自古希臘文。其中eu-代表“well”，也就是好；后面那一節-phoria則來自pherein，代表“to bear”，根據陸谷孫《英漢大詞典》中bear的第18個義項，這里bear指的是“結果實”，連起來原意就是to bear well，也就是to be fruitful，bring a good harvest, yield abundantly，總之是多子多孫、有個好收成的意思。引申出來，就代表一種精神的欣快狀態。

而Euphoria的頂峰，就是Ecstasy（狂喜），這個詞詞源同樣來自古希臘文ekstasis，其中ek-代表out，-stasis代表histanai，to place，連起來就是“standing outside oneself”，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因為某種機緣讓人離開了自己日常所處的位置，脫離了自己的肉身，神出物外，從而感受到一種欣快的頂峰。

按此所述，狂喜就是一種類似于恍惚出神的精神狀態，這種出神意味著對某種客體的感知是如此強烈，以至于讓某個主體完全消解在客體之中，或者與這個客體融合在一起，完全忽視這個客體之外的其余客體以及周邊環境。也正因為如此，最常見的狂喜，來源于宗教的突然“附體”——無論是哪種宗教，都會強調通過冥想、迷醉或者宗教性舞蹈的方式，來達到某種神入肉身的高峰快感。

在意大利羅馬的“勝利之后圣母堂（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就有一座著名的雕像叫《圣特蕾莎的狂喜（The Ecstasy of Saint Teresa）》。這里的圣特蕾莎不是指我們所知道的那位現代修女特蕾莎，而是16世紀一個叫“阿維拉的圣特蕾莎”的修女。作為加爾默羅苦修會（國內俗稱圣衣會）的一個圣者，她曾在自傳中描繪自己神魂超拔的時刻，被一位天使用帶著火焰的金矛刺穿內心。這座雕像有流動的長袍和扭曲的姿態，生動描繪了圣特蕾莎恍惚中的巨大喜悅和伴隨而來的痛苦。在土耳其蘇菲派的旋轉舞中，也是通過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小時的宗教舞蹈來忘我證道。

當人們看到在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中、或者是在大自然中體會到一種極為壯觀的美麗時，也會感到這種狂喜。像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只相信“斯賓諾莎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展現出來的上帝”，但他也承認在研究中他能體驗到近乎宗教的某種幽深的感情：“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為我們所感受到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感；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浙江文藝版：《愛因斯坦文錄》，2004,5-6頁）

要想達到狂喜的境界，我們還可以借助性與藥物。但前者的高潮過于私隱，不足為外人道，后者則有上癮的問題，不利于自身健康。只有在體育里，我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某種集體的高潮，我們也完全不用擔心這種巨大的欣喜會影響自身的健康——雖然它也確實會上癮，任何一個真正的球迷都會告訴你，要完全戒除足球有多么困難，而熬夜看世界杯確實也影響健康（參見演員黃磊今日微博），只是這一切畢竟沒有藥物那么劇烈而已。

我們希望在體育中經歷狂喜，是因為希望。這個世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經經歷了太多絕望，很多最終只能深埋在自己的心里，沒有翻身見陽光的一天。但在體育界，尤其是在足球場上，有時候最深的絕望會突然因為一個神諭般的事件而扭轉，讓我們完全忘卻了片刻前的悲觀，在巨大的情感反差中經歷純然的狂喜。

無意再拖某隊出來鞭尸，但伊斯坦布爾確實是這種狂喜的經典：當你在俱樂部最重要的比賽中，面對一支歐陸最強球隊，上半場就0比3落后時，那是最深的絕望；而你能從這樣的深淵中奮力躍起，完成人子的救贖，當然會帶來純然的狂喜。

同理，1999年諾坎普絕殺里的曼聯，2002世界杯預選賽對希臘一役中最后時刻的貝克漢姆，甚至本屆杯賽對瑞典一役的德國、對突尼斯一役的英格蘭、對哥斯達黎加時的內馬爾、對塞爾維亞時的沙奇里，都是能觸發不同區域人群狂喜的例證。

我們希望在體育中經歷狂喜，也因為我們要擺脫庸常生活中的那個自我。我們每天上班、上學、下班、放學，在每日的瑣碎中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望，一次又一次打擊，殘酷的現實讓我們漸漸渾身長滿老繭，仿佛萬物無動于衷，已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沒有希冀，也就沒有傷害。只有在體育中，我們方能放下自己的偽裝和面具，重新說服自己充滿希望。

我們需要一種發泄，需要把自己平時的樂與怒，一下子都通過某個關鍵時刻釋放出來。讓我們真正破繭飛升，超然物外，沉浸于絕妙境界。這是對抗庸常的必須，這是反對算計的吶喊。我們不再需要顧忌自己的形象，不再有謹小慎微的猥瑣，去tmd，就這么的了，這就是老子，愛誰誰——我們終于回到了本真的自我。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正是體育之意義所在。

好萊塢歌舞片的經典《雨中曲》，有一段男主角在送完愛人回家后的狂喜段落，他在雨中揮舞著自己的雨傘又唱又跳，仿佛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旁人，仿佛不這樣已不足以宣泄自己滿溢出來的快樂。在現實世界的旁人看來，這大概屬于抽風的行為。但對于事件的主體來說，卻有著絕對的意義。

瓢潑大雨中，我們只聽到他娓娓唱道——我在雨中歡唱/在雨中歡唱/多么美妙的一種感覺/我重拾歡樂/我對著烏云大笑/如此深重的烏云/心中卻充滿陽光/……/讓大雨滂沱/但我的臉上露出微笑/我要走到街道上/……/就這樣歡唱/在雨中歡唱……——好萊塢史學家告訴我們，演員金·凱利（Gene Kelly）拍攝這段鏡頭時正發著39度的高燒。這或許恰好契合了狂喜這種狀態的忘我癲狂特色，契合了狂喜背后的酒神精神。

早在古希臘神話中，就有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傳說。狄奧尼索斯的身世是很悲慘的，他的母親叫塞墨勒，古希臘城邦忒拜（Thebes）的公主，因為被妒火中燒的天后赫拉所騙，要求看一下愛人宙斯的真身，結果被雷火燒死。宙斯從她體內搶出還不足月的狄奧尼索斯，將他縫在自己的大腿中，直到足月才將他再度取出。

成年以后，天后赫拉還沒有放過狄奧尼索斯，這讓他佯狂瘋癲，到處流浪，教會了人類釀酒，因此成為酒神，也因此成為狂歡之神。他就是希臘的阮籍和劉伶，“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死便埋我”。他的癲狂，本有不得已之處，然而即心證道，復歸本體。

在《悲劇的誕生》中，哲學家尼采運用“酒神”與“太陽神”的二元對立，勾勒出人們在酒神祭中打破一切禁忌，狂飲爛醉放縱欲望，解除個體化束縛，復歸本真和原始自然的體驗。對于人類來說，個體的消融和解體，本來應該是最高的痛苦，但這種痛苦卻解除了一切痛苦的根源，獲得了與世界本體融合的最高喜悅。（三聯書店：《悲劇的誕生》，1986,2-3頁）

在體育中狂喜，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酒神精神，也是我們尋求個體溫暖的道路。很多人都有過失戀的經歷，失戀中最痛苦的事情不是有痛苦無人分擔，那都是扛一扛能夠挺過去的。失戀中最痛苦的事情，是喜悅無人分享。那一刻，你才體會到最深刻的孤獨。

這就是為什么每次體育場上、足球場上出現奇跡之時，我們都第一時間沖上街頭慶祝的原因，因為我們需要找到那些同道者，我們需要和陌生人緊緊擁抱，我們需要在大街上大笑大哭放聲歌唱，我們需要那一點點稍縱即逝的暖意——哪怕明天我們要重新回到庸常的日常生活，我們卻終于可以證明自己活過。

終極而言，我們的體育迷生涯、我們的球迷生涯，都是在等待這樣一次狂喜。有的人比較幸運，已經等到了，但有了體驗的他們，還在渴盼下一次狂喜的到來。有的人比較不幸，一輩子都沒有等到。

但只有在體育里，我們始終懷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