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駐意大利記者 王勤伯
(1)
日記的主角當然是我。一個缺乏和反對代入感的作者。
我對文字的代入感不屑一顧。
我相信文字的侵略性和碰撞意識能體現人類物種更多的真誠。
然而,代入感是現在寫作工業的要素,因為人類總是在閱讀這件事情上證明自己大多數時間里尋找的不是真誠而是偽善。
這一點決定了我的日記不會有太多人愿意去讀。
所以,我會很感謝你們這些男男女女以忠實讀者的身份讀過我的疫情日記、又在閱讀疫后日記?
我只需要給你們冊封一次“忠實讀者”頭銜,你們即已成為一群善男信女。
所以,我不應該、也不會感謝你們。
我希望我們之間永遠是一拍即合、一拍即散的自由關系,沒有任何紐帶連結,只是一次次萍水相逢。
我更感謝那些對我的文字和名字不屑一顧的人。他們的選擇,至少可以證明本篇的內容可以成立。
(2)
作為日記的主角,我走在大街上。左手牽著3歲的女兒,右手牽著2條狗。
準確地說,我左手牽著女兒的小手,右手牽著兩根狗繩。這是一種脆弱的平衡關系。
我的幸運是我和女兒在出門之前,兩條狗在河邊都已經拉過屎,沒有誰需要把肛門的焦慮一步一個腳印地踩在腳底。
我們剛從阿爾諾河邊回來,這也是一整天時間里我們唯一一次出門。盡管禁足令已經徹底解除,但學校沒有開門,而我需要工作,這趟出門就是一天中父女狗最奢侈的時光。
女兒或許能意識到,要去河邊看到鴨子,而且兩條狗一起陪著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她自己走完全程。一共3公里,沒哭沒鬧,也不要求我抱。
然而她沒有看到鴨子。
我們照例帶了一些剩面包去河邊。但鴨子是否出來,完全看它們的心情。如果已經吃飽了,鴨子會繼續躲在河邊草叢里睡覺,讓人類自己消化浪費糧食的可恥;如果它們還餓著,就一定會突然從某處現身,呱呱叫著游過來。
我們把剩面包都給了鴿子。
烏鴉很快就來了。它先恐嚇了鴿群,近身檢查了一眼面包塊,發現都太大了,而且太硬。
這對鴨子這不是問題,面包到了河里遇水就軟了,而岸上的鴿子們只能用力地去啄。
烏鴉立即站到一旁,鴿群又回來繼續啄食。
等其中一塊面包被啄到烏鴉滿意的大小,它突然雙翅一扇,往鴿群一個俯沖,大搖大擺地叼走了這一塊。
(3)
在人類身邊的各種鳥類里,烏鴉最像某種活著的寓言。我在回來的路上卻想起另一件事情。
5月末,我曾發現一首特別喜歡的歌曲,從歌詞到MV畫面都很喜歡,里面恰恰出現了烏鴉。
我想把歌詞翻譯出來,在視頻節目里進行介紹,結果莫名其妙就忘記了。
這首名叫《Ask Me No Questions》的歌曲,作者是在世界各地游歷旅居的加拿大創作歌手Wendy McNeill。
我不會在這里介紹歌曲到底想說的是什么。這恰恰是無法用文字去描繪的。
人們通常喜歡去追問一首歌到底想表達什么,或者歌詞講述的是怎樣的故事。然而,在我看來,如果一首歌想要表達什么可以用文字概況和描述,它很難算得上是一個杰出的音樂作品。
杰出的歌曲,可以讓你在不同時段、不同年齡段、帶著不同心情背景去聽,總是能產生不同感觸,就像偉大的詩歌和畫作,既沒有時效性,還具備多面相。
上一篇日記里我曾寫到,疫情期間潛心制作視頻,讓我的外語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長進,然而這絲毫不能緩解我內心的一大遺憾:我既不懂譜曲也不懂演奏樂器,是一個熱愛音樂的樂盲。
而我認為在人類語言中,只有音樂才是普世的語言。音樂是人類唯一不需解釋也反對解釋的聲音表達形式。歌詞可能被封禁甚至讓詞作者入獄,但音樂本身卻是無法被審查的。
此外,一段音樂進入人的耳朵,就像陽光曬到人的身上,對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無論權力還是財富的差距。
而語言不是如此。語言的規范和解釋與權力、階層、財富差異密切相關,這是人類抽象語言從巫師的咒語中誕生那一天開始即有的特色。
貓狗海豚虎鯨的聲音交流里,沒有“解釋”“詮釋”的功能和權利,而人類語言是為“定義”“解釋”“詮釋”而出現,它既是人類文明的基石,也是人類社會的牢籠和死胡同。
我知道大疫情之后,很多悲觀的人更加悲觀,很多樂觀的人也急速變得悲觀,原因是他們突然發現,世界不可逆轉地想要重復上世紀30年代的劇本,不同的話語體系以相同的方式自圓其說自集氓眾。
我呢?我并不更加悲觀,也不更加樂觀,盡管對人類的樂觀從來與我無關。很可能,我只是在喧囂中加速變得漠然。
縱使我對個體仍然持有信心,總是愿意像非洲人一樣對陌生人招呼說,“hello, my brother,hello, my sister”,但我對人類語言早已失望透頂。
印刷術、村口大喇叭、無線電臺、電視塔、互聯網,傳播方式的每一次升級,都讓人類語言加速失去“交流”的功能,陷入“傳播”的深淵。
那些外國領導人雷人的言論,或是主流或自媒體上那些事實與邏輯漏洞百出卻格外自以為是的文字,真的是因為作者本人“身在此山中”?不是,在你驚訝和鄙視他的無知和邪惡時,他其實早就鄙視過你了,因為你還在捧著自己的一顆紅心去尋找對話的內容,而他早就把內容視作玩物,只在乎什么是最有效的大規模傳播方式。
“交流”和“傳播”不僅在人類歷史上彼此作戰,在一個人的成長中同樣此消彼長。那些失去“交流”功能的個體,都像是被“傳播”挖走了一塊軀體。在40歲的年齡,我越發感謝那些能夠和我碰撞甚至當面指出我錯誤的人,因為這是“傳播時代”的稀缺。
當我注視著兩條狗的眼睛時,我想起幼時和貓的對視,想起那只長大飛走的小雨燕Alex,我知道真正的交流并不需要詞匯,舌頭最深情的動作不是情話,而是吻。
(4)
所以,上文寫到,女兒和兩條狗,和我走到河邊,又走回家,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沒有發生。
路過一個街道廣場時,一位穿著志愿者服裝的女士走過來,她說,“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嗎?”
我疑惑地望著她,輕輕點頭表示認可。
“Un cuarteto?”她很開心地問。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說,“Cuarteto是阿根廷科爾多瓦的一種民間音樂。但說真的,我不喜歡,缺少非洲或者加勒比元素,我更喜歡昆比亞,或者桑巴。”
“啊。”志愿者似懂非懂地點頭,傻笑。
我帶著女兒和狗迅速走遠。Cuarteto融合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南方民間音樂,據說在意大利南方的Tarantela舞蹈有關。我不想說得太深入,更不想告訴她,我認為缺少非洲-加勒比元素的音樂都是喪葬音樂。
(5)
走過兩個路口,我的疑心越來越重,為什么她要問我Cuarteto?
我想著她臉上的傻笑。意大利女人很少這樣傻笑。
突然醒悟過來。她問的是Un quartetto?
意即我和女兒、兩條狗是個“四人組合”嗎?
一句試圖化解對話尷尬的閑聊,被我理解成了音樂問卷。
Cuarteto當然也有好聽的歌曲,也是我唯一記得的一首:《上帝之手》。
歌曲獻給馬拉多納。
原唱名叫羅德里戈。
羅德里戈因為車禍英年早逝。
后來,這首歌最杰出的演唱者是:馬拉多納本人。
杰出的音樂,沒有種類之分……